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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風整俗使與清朝的法律教育
發佈時間:2021-09-03 10:18 星期五
來源:人民法院報

明清以來,皇帝聖諭、講演鄉約進行的法律宣傳教育活動此起彼伏。其中,尤以雍正時期為進行法制教育專門設置的官職觀風整俗使為盛。觀風整俗使通過宣讀官方法律讀本進行正面勸誡式的法律教育、對不良分子進行反面懲罰式的法律教育以及在實踐中通過典型個案進行以身説法式的法律教育,試圖從不同維度對民眾進行法律教育,以實現社會教育的目的。這些措施對於當下我國正展開的“八五”普法活動具有一定的啓示意義。

中國傳統社會就有關於“核心價值觀”教育的歷史經驗。清朝康熙皇帝在繼承順治皇帝法律教育思想與措施的基礎上頒佈的“聖諭十六條”,承載了清代封建社會基本的“核心價值觀”。通過“聖諭宣講”“講演鄉約”活動進行普法宣傳。

一地風俗之優劣反映了對該地治理之難易,歷來為統治者所重視。官員都有移風易俗、教化百姓的責任。在清代社會的法律教育過程中,因特殊目的而設置的觀風整俗使是對民眾進行法律教育、宣傳教化的重要載體。觀風整俗使是雍正時期專為整飭地方風氣而特設的官職。清雍正年間,仿唐制設置此官職,僅在浙江、福建、湖南、廣州這些“民風澆漓”的區域臨時設立,具有設置範圍小、存在時間短、任職人數小、以臨時差遣為實質的特點。雍正初期設立觀風整俗使的意圖是淨化社會風俗,重塑民心淳樸的地方社會狀態。因此,觀風整俗使的首要任務是對地方百姓進行法律教育、法律宣傳工作。

觀風整俗使的正面法律教育

中國古代統治者非常重視對民眾的法律教育,並將它作為化導民風、讓百姓知法守法及預防犯罪的制度性規範來執行。自明朝朱元璋設《教民榜文》,其中就包含了“聖諭六言”等官員對民眾實施法律教育、法律教化的內容。清朝入關以後,為繼續推行社會教化,順治九年,沿用了“六諭文”,即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無作非為,並立六諭卧碑,永為遵守。康熙對此不斷擴展,康熙九年形成了“上諭十六條”,藉此推崇尚德緩刑的社會理念,實現化民成俗的社會功效。至雍正時期,為便利民眾熟知聖諭內容,對“上諭十六條”逐個進行詮釋,編成了萬餘言的《聖諭廣訓》,頒發全國各地進行宣講。至此,《聖諭廣訓》成為雍正時期進行法律教育的官方指定文本。中央與地方常設官吏是對《聖諭廣訓》皇仁理念進行宣教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觀風整俗使的設立是其中進行法律教育的獨特主體。

觀風整俗使的設置由於區域範圍小、任職時間短的特點,僅有王國棟、許容、蔡仕舢任浙江觀風整俗使,劉師恕任福建觀風整俗使,李徽任湖南觀風整俗使,焦祈年任廣東觀風整俗使。通過觀察上述官員任職期間對地方百姓進行的法律教育活動,可以瞭解其法律宣教的具體內容、方式與特點。

浙江是最早設立觀風整俗使的地區,許容在雍正六年曾向雍正帝表達過在浙江進行法律教育、法律宣教的想法。具體方法是:“恭旨各學,率領紳衿耆庶,望闕叩頭行禮,講讀《聖諭廣訓》,復宣佈皇仁,提撕勸勉,務期日新又新,以臻一道同風之盛。”觀風整俗使巡察地方,首要之務都是召集所有鄉民,率領紳衿,通過儀式化的程序向黎庶宣講皇帝之仁德。又如觀風整俗使蔡仕舢奏陳的那樣:“每到郡縣,赴明倫堂宣講上諭,申以告誡。紳衿、兵民環而聽者,俱各惟率教。”福建觀風整俗使劉師恕也表達過對民眾進行法律宣教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宣揚皇帝之聖德。

觀風整俗使的反面懲治教育

觀風整俗使通過正面宣講《聖諭廣訓》,宣揚皇帝仁德,對民眾進行法律教育的同時,對那些通過法律宣教不能感化的頑劣之徒亦施以武力來懲治。許容在浙江對百姓進行法律教育的過程中就有過這樣的舉措。對於不守本分,不能洗心革面的革生、捐貢、監生、吏員、地棍專門向雍正皇帝上奏,提出根據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罰。“臣訪察之下,山陰縣則有革生王書倉,會稽縣則有捐貢袁光坤、監生範又、新吏員單文鼎、地棍賞日貴、賞十四,雖非巨惡大憝,或出入衙門、或包攬詞訟、或武斷鄉曲、或窩藏賭博,臣俱查拏,核其情事輕重,再行分別懲創。”若上述懲處措施仍不能發揮效用,許容認為要立即處理,嚴懲不貸。“猶安舊習未肯悛改者,當即懲治,餘杭縣文生夏梁,盤踞倉廒,慣寫詞狀;臨安縣武生高鳴璁攔河築壩,需索商民;於潛縣革生盛持刀筆為生,教唆愚民。臣將夏梁諮號究審訊,高鳴璁嚴行戒飭,盛持責懲枷號,間有一、二不法吏胥,亦即拿處。”蔡仕舢對於上任觀風整俗使許容對民眾進行法律教育的措施有所繼承,認為對於尚未革心志紳衿胥役,應當密訪飭拿,分別糾責。在浙江任觀風整俗使的三位官員不僅通過正面積極引導的方式對民眾進行法律教育,亦有分階段式的懲罰措施,保證法律教育的權威性。通過恩威並舉的教化方式,地方百姓皆感戴皇仁,遵守法度,社會風氣自然有所好轉。

利用典型案例進行法律教育

觀風整俗使在存續期間,通過官員的多方面舉措,正面宣導與反面懲治的綜合治理手段,積極推進法律教育在民間社會的展開,最終實現刑期無刑的良好社會效果。除此以外,以自身經歷作為法律教育的範本,以司法實踐中的生動個案作為觀風整俗使對民間百姓進行聖諭宣講的特例,更能加深接受法律教育的主體對核心主旨的理解。湖南觀風整俗使利用曾靜案進行的法律教育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曾靜案發生後,湖南被官方認為是“風俗不端,人情刁惡”之地,雍正帝也因此派遣觀風整俗使在湖南進行社會風氣的教化工作。首先,雍正皇帝將曾靜、張熙二人的認罪口供編成《大義覺迷錄》,在全國頒行,並要求各府州縣人手一本,務必使讀書士子與鄉里百姓都能對本案以及皇帝之仁德有直觀的認識。其次,作為地方官員的觀風整俗使,也有義務將曾靜案的典型事例進行宣講,刑部侍郎杭奕祿“帶曾靜由江寧、蘇州至杭州,由杭州差人將曾靜送至湖南巡撫衙門,令伊回家料理家務畢,著伊自行投到觀風整俗使衙門聽用。”湖南觀風整俗使李徽認為此種做法甚好,湖南因是曾靜故鄉,受其以往反清思想影響,社會風氣敗壞。現由曾靜以自身遭遇説法,勢必會得到不錯的反響。最後,通過書面傳播與口頭傳播的不同媒介方式,希望“愚頑之輩能耳目頓開,實現移風易俗”的社會效果。在李徽上奏給雍正帝的奏摺中説道:“臣以為曾靜之感化悔悟,系申親自目睹聖天子之人,似應令其遍歷鄉村,周詳開導,庶使愚頑無靈之輩,聞其言而耳目頓開,心胸頓豁,或可為移風易俗之一助也。”

雍正四年最早於浙江設立的觀風整俗使,在雍正八年以“浙江風俗已漸改移,又有總督李衞善於訓導,不必載遣觀風整俗使”為由,最先在浙江裁撤此官職。總之,雍正時期設觀風整俗使雖未能成為常設職官,成為定製,但是在這段時期曾發揮過對地方百姓進行法律教育、實施社會教化的積極功能是不能被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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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揚 作者單位:北京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歷史與文化研究所)

責任編輯:劉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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